一

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臺靜農出生於安徽省霍丘縣葉家集鎮。他早年接受私塾教育，同時在父親指導下學習書法；進入中學之後，即開始投身於新文藝。時當五四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，中國內外政局持續動盪，青年臺靜農嚮往新時代，滿懷救世熱情與改革理想。一九二一年，他投書《時事新報•文學旬刊》，抨擊繆鳳林等人維護舊詩之形式聲律的論點，參與了當時新舊詩作的文學論戰。初到北京後不久，與汪靜之、胡思永等人共同組織發起文學社團「明天社」，目的正是期待文學界不再幼稚、沉悶，能夠走向「成長的明天，光明的明天，發榮的明天」。

此一時期，他有多篇新文藝作品相繼發表，創作不輟。〈寶刀〉是他的第一首新詩，通篇熱血澎湃，洋溢著欲以寶刀與惡魔戰鬥的豪情：

流盡了少年的熱血，

殲盡了人間的惡魔，

熱血流盡了，

惡魔的種子生長了，

惡魔殲盡了，

血紅的鮮花開放了！

熱血呀，惡魔呀，

不能有一刻不戰爭呵！

臺靜農的少年意氣，由此可見。一九二五年，他初識魯迅，並在其指導下，與李霽野、韋素園等好友共組「未名社」，此後開始頻頻創作短篇小說，佳篇迭出。結集出版的《地之子》寫農民的苦難與困境，《建塔者》寫革命志士的志業與犧牲，皆是體認到民生疾苦，社會黑暗，於是分由「鄉土寫實」與「革命浪漫」兩種不同類型的書寫，投射身為文藝資年的「悲心」與「憤心」。他的小說修辭精鍊，風格沉鬱，深得魯迅賞識，兩人情誼亦師亦友。魯迅編選《中國新文學大系•小說二集》，收錄自己和臺靜農各四篇小說，是當時入選最多的兩位作家。在魯迅看來，「臺靜農是先不想到寫小說，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」，然而一旦動筆，便不落俗套。因此，

要在他的作品裡吸取「偉大的歡欣」，誠然是不容易的，但他卻貢獻了文藝；而在爭寫著戀愛的悲歡，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，能將鄉間的死生，泥土的氣息，移在紙上的，也沒有更多，更勤於這作者的了。

以《地之子》中的〈紅燈〉為例，它敘述鄉間裡一位自兒子三歲起便開始守寡的母親，一心想為搶劫未遂而被處死的獨子超渡。她一貧如洗，連買幾張紙，糊件長衫燒給兒子都無法做到，唯一能做的，是找出兒子年節用剩的一張紅紙，做了一盞小小的紅燈，依照習俗，在中元節當晚悄悄將它放入河中，隨波遠去。兩眼昏花中，這位母親竟彷彿看見她的兒子：

得了超渡，穿了大褂，很美麗的，被紅燈引著，慢慢地隨著紅燈遠了！

這篇小說沒有「偉大的歡欣」，卻正是以悲憫之心，將「鄉間的死生，泥土的氣息，移在紙上」，為悲苦不幸的人生尋找出路。另一篇《建塔者》中的〈井〉，則是層層鋪排出地主與資產階級對於底層農民的迫害，促使敘事者憤然覺醒：

在海南革命的火燄正在光芒四射的時候，中原的革命正在觸機待發的時候，他忠誠地作了一個英勇的戰士。他以骯髒的腳步，邁進新的時代；他以泥土的手，創造全人類的新的生活！

從《地之子》的「悲心」，到《建塔者》的「憤心」，看似頗有轉折，其實未嘗不可視為一體之兩面。而〈井〉或許便可視為綰合兩者的線索：它聚焦於底層農民在地主壓迫下的不幸，父兄被欺壓而相繼亡故的敘事者於是毅然踏上革命抗爭之路，亦是理所當然。

北京時期的臺靜農除了文學寫作之外，先是在北大的研究所國學門旁聽課程，參與歌謠採集運動，收輯整理了大量的淮南民歌，於《歌謠》周刊上發表；兼任北大「風俗研究室」事務員，於民間歌謠、地方風俗方面多所留意。不止於此，他還隨同劉半農、陳垣、沈兼士等師長共同成立「北京文物維護會」，維護北伐後的北京古蹟古物；與莊嚴等好友共組「圓臺印社」，拓搨碑帖，兼治金石印刻。臺靜農日後治學，往往能在一般的文學研究之外，就民俗學、社會學與人類學等面向多所留意，同時兼顧金石之學，應與這些經歷不無關聯。一九三一年，他發表〈中國文學起原之研究〉，從歌唱、樂舞、戰爭、宗教及神話傳說等多方面去論析文學的起原；一九三六年於廈門大學任教時，「見上海《申報》圖畫特刊有所謂『蕃女杵歌』照片」，乃有〈從「杵歌」說到歌謠的起源〉之作，都是此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述。

一九二七年開始，他經由劉復、陳垣兩位師長引介，先後在中法大學、輔仁大學任教。因授課所需，開始思考、檢討中國文學研究方法，撰寫〈中國文學史方法論〉與《中國文學史》初稿；而「中國文學史」也成為他畢生戮力為之的研究課題。一九二八年，臺靜農因未名社出版《文學與革命》而遭到逮捕，入獄五十天後獲釋。此後，他參與左聯，在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四年，又兩度被捕入獄，雖然後來皆無罪獲釋，但也因此屢次轉換任教的學校。輔大之後，他歷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、廈門大學、山東大學教席，幾經輾轉，終因抗戰爆發，舉家遷往四川。

二

一九三八年秋，臺靜農攜同家小，顛沛入川，避難於江津縣白沙鎮，開始川中生活。戰亂之際，如何維持生計，實為一大問題。臺靜農於赴川途中，便先向教育部寫信請求登記戰區專科以上學校教員，入川之後，隨即被分派為教育部青年讀物臨時編輯，並短暫擔任大學先修班教員。他的《亡明講史》，即是為教育部所撰寫的「青年讀物」。一九三九年四月，國立編譯館為逃空襲，由重慶遷到白沙，臺解農受聘為編譯館編輯，自該年九月起任職。一九四二年十一月，他轉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，直到一九四六年渡海來臺，總計在白沙度過八年歲月。

八年的時間雖然並不算長，放在臺靜農的學思歷程中，意義卻十分重大。他偶然結識陳獨秀，兩人時相往還，論學談藝，成為忘年之交。陳獨秀當時抱病撰寫《小學識字教本》，寄寓川中，資料查核不便，多由臺靜農代借閲圖書，親為校訂。再者，在此之前，青年臺靜農致力於新文藝寫作，學術論述，相對有限。然而任職國立編譯館期間，臺靜農負責社會史料整理工作，對於「漢代奴婢制度」與宋代的「文網」、「文禁」事件著力尤深。兩、三年之內，寓目了大量的史料文獻與新出圖書，學術視野，自此陡然開展。他的〈南宋人體犧牲祭〉、〈南宋小報〉等論文皆於此一時期發表，〈兩漢樂舞考〉與〈兩漢書簡史徵〉初稿的寫作，也於此時開始。〈兩漢樂舞考〉博引大量史志與詩賦中的記載，就兩漢各類樂舞的源流、發展進行全面性考述，並指出其中「優戲」與後世戲劇的淵源，自是厚積薄發之作。〈兩漢書簡史徵〉同樣以大量經史類書中的文獻記載為據，考察兩漢簡書的名稱由來、形制、用法，兼及帛書與紙書，為有關「漢簡」的研究發出先聲。只是，此文完稿之後，遲未發表，直到一九八九年才收入《靜農論文集》。據其〈附記〉所言，原因是，

原想看到漢簡實物，與之比證，以致擱置至今，未曾發表。然文獻資料大都盡於斯篇，或尚能供漢簡研究者之參考。

事實上，證諸現今新出土的漢簡實物，臺靜農的研究，幾乎大都與之若合符契。其治學的翔實與嚴謹，由此可見。這一時期所研探的各論題多超溢出一般的文學研究，所以如此，自當與在編譯館的工作有關。

不過，最值得注意的，應是臺靜農文學書寫在這段期間所產生的轉變。臺的創作以新詩為起手式，以短篇寫實小說見重於文壇。實居白沙期間，雖仍不乏小說、劇本之作，但曾經大力抨擊舊體詩的他，此時卻藉由此一詩體去抒情詠懷。這批詩作總名為「白沙草」，詩中多化用楚騷、杜詩詞語，或自抒情志，或感時論事，或寫離散流亡的戰時生活，詩風「鬱怒深沉」，又頗多冷寂森寒之境。臺時居黑石山，山上多梅花，梅花不畏風雪，經霜愈傲，長久以來，便是詩人自喻心志的重要象徵。「白沙草」第一首詩，即是題詠畫梅之作：

皁帽西來鬢有絲，天崩地坼此何時。

為憐冰雪盈懷抱，來寫荒山絕世姿。

它與〈夜起〉（「大圜如夢自沉沉」）、〈孤憤〉（「孤憤如山霜鬢侵」）、〈乙酉歲暮〉（「歷劫灰飛鬢已秋」）等篇什，都以幽冷的意象、繁複的典故，為臺靜農的白沙歲月，投射出身處亂世的感懷與憂憤，並體現回歸古典傳統的書寫轉折。

不止於此，臺靜農還撰寫了不少雜文，由「讀史」出發，博引史料文獻，以「援古證今」的方式評議時事。這一系列雜文以「白沙讀史劄記」為名，廣引野史雜說，頗多感憤激切之言。它始以〈士大夫好為人奴〉，終以〈紀錢牧齋遺事〉。系列文章之中，一再慨嘆的，是「歷史之重演」；念茲在茲並且痛心疾首的，主要是政權動盪之際，飽讀聖賢詩書的知識分子不但缺乏氣節操守，甚至還見風轉舵，醜態畢露。如〈談薙髮〉文末，臺靜農語帶譏諷，以微辭批評今之「猴冠」者忘其祖國；〈紀錢牧齋遺事〉，則以〈附記〉明白表示：

今日的時勢，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和晚明相比，而比跡於錢牧齋者，卻偏有其人。

另一方面，他的〈關於販賣生口〉與〈關於買賣婦女〉兩篇文章，則是對於歷更上諸多身不由己的流人婦女充滿同情，並且痛加抨擊利用他們「發國難財」的投機分子。所以如此，自是因為眼見烽火遍地，國事蜩螗，避難江津的臺靜農書空咄咄，唯藉「讀史」以自排遣，滿腔的「悲心」與「憤心」，發而為「劄記」之文，亦是不能自已。他之所以寫出〈「謝本師」周作人—老人的胡鬧〉，同樣是職此之故。

檢視臺靜農的文學書寫歷程，「雜文」與「舊體詩」少見於入川之前，之所以頻繁寫作於白沙時期，自當不是偶然。渡海赴臺之後，臺靜農不再寫作新詩與小說，這兩類卻持續不輟，成為他臺灣時期文學書寫的代表。而他的書法由王覺斯而改宗倪元璐，同樣是在這段期間，白沙時期之於臺靜農的轉折性意義，由此可見。

三 

一九四六年五月，臺靜農辭去師院教職；十月，應魏建功之邀，赴臺灣大學中文系任教，並於一九四八年起兼任系主任，一九六八年卸任。

舉家赴臺之際，「因沒有商輪，惟搭軍船，行李不能過多」，臺靜農仍然攜帶了大批川中時期抄錄的資料與文稿，作為來臺後繼續從事研究與寫作的參考。來臺之後，臺靜農的工作回歸於以「文學」為本位的教學與研究，然而北京時期的歌謠採輯、民俗關懷與文學研究方法的反思，以及白沙時期的社會史料浸淫，卻是以交融匯通的方式，成為他研究論述與文學書寫的內在肌理。

整體看來，他的學術論文發表多集中於一九五〇年代至八O年代之間，研究論題雖以文學為主，論析之際，卻不僅著重社會風氣、文學預境與文學發展之間的關係，亦多旁通於民俗學與人類學的視角。例如來臺初期的〈屈原〈天問篇〉體製別解〉一文，便是「藉資民俗學的方法，為古詩體的試探」。一九五〇年發表〈兩漢樂舞考〉，為奠基於文獻史料的代表性著作。至於〈魏晉文學思想的述論〉、〈論唐代士風與文學〉 等文，將文學發展與社會現實予以有機結合，亦可視為對於自己早年撰寫〈中國文學史方法論〉的具體實踐。一九八九年，《靜農論文集》出版，彙輯了他渡海前後的重要學術論述，所體現的，即是兼融文史，博雅淵通的治學之道。

文學書寫方面，來臺後的臺靜農不再寫作新詩與小說，改以雜文及舊體詩敘事抒懷。尤其一九八O年代開始，它們與書藝，已成為臺靜農教學生活之外最重要的寄託。他的《龍坡雜文》出版於一九八八年，依其內容性質大致可分為三類：一是閱讀觀覽各類文史篇什與畫作的札記感想；二是自敘、懷人與憶舊之作；三是為各類出版品所作的序文。參照於此前的書寫，不難看出：三類書寫體類上雖沿承早年諸作，風格已有所轉變。尤其第一類因讀書觀畫而發的感懷，實為「白沙讀史箚記」的延擴與轉化：它的所讀所觀，已經不再局限於史料文獻；所思所感，也無關於「歷史之重演」，而是出入於文史藝術之間，終歸於文學本位。渡海前的「悲心」依舊，卻以蘊藉圓融的觀照，轉化了戰時「白沙」陰鬱怨懣的「憤心」。

「懷人憶舊」與「序文」之作，亦各顯精彩。尤其是前者，多為記述交遊，緬懷往事。它銘記了五四以來，一代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的喪亂意識，以及彼此間詩酒論交，談文論藝的知賞與深情。這些文章多寫於來臺多年之後的一九七、八○年代，當時已是離鄉日久，故舊凋零，臺靜農回望過去，嘆時傷逝，原也是人情之常。不過，這些篇什的意義，其實還並不止於臺靜農的個人回憶而已。經由臺靜農的勾沉點染，它召喚出了一個離亂的時代，那個時代政爭頻仍，風雨如晦，卻仍有一批深具文化關懷與風雅意趣的文人學者，他們各守崗位，或貢獻於學院教育，或致力於藝術文化，在艱難的環境中各懷襟抱，各顯風姿。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現代中國與戰後臺灣的人文發展，為那個多難的時代，閃爍出動人的光影。

當然，對於其中不少人而言，渡海來臺，或許原本只是離亂時代中的權宜之計，但隨著時光流逝，心境也隨之改變。臺靜農曾撰有不少「序文」與「後記」，分別識記了自己各時期不同著作的著述因由。《龍坡雜文》的序文，正所以清晰地表述出其間轉折：

臺北市龍坡里九鄰的臺大宿舍，我於一九四六年就住進來了。當時我的書齋名之爲歇腳盦，既名歇腳，當然沒有久居之意。身爲北方人，於海上氣候，往往感到不適宜，有時煩躁，不能自已，曾有詩云：「丹心白髮蕭條甚，板屋楹書未是家。」然憂樂歌哭於斯者四十餘年，能說不是家嗎？於是請大千居士爲我寫一「龍坡丈室」小匾掛起來，這是大學宿舍，不能說落戶於此，反正不再歇腳就是了。落戶與歇腳不過是時間的久暫之別，可是人的死生契闊皆寄寓於其間，能說不是大事。

此一轉折，同樣體現於他的舊體詩作。渡海後的「龍坡草」也在歲月推移中，褪去戰時的森冷之氣。這些詩篇或憶舊傷逝，或染閒情，或抒發人生感悟；縱使仍有憂患感時之篇，最終還是多歸於從容閒雅，遠韻綿緲。而最能體現其暮年心境及人生感悟者，莫過於辭世前最後的詩作〈老去〉：

老去空餘渡海心，蹉跎一世更何云。

無窮天地無窮感，坐對斜陽看浮雲。

渡海前的臺靜農痌瘝在抱，感時憂世，然而政治的風雲變幻，時代的波瀾動盪，使他歷經喪亂，壯志難酬。他來臺原本並無久留之意；將住處名為「歇腳盦」，所隱含的，無非是終要回歸故里的想望。在臺時期，他屢發「人生實難」、「大道多歧」之嘆；在最後的詩作裡回首前塵而有蹉跎之慨，原是不難理解。人世的憾悵無窮，一如天地之無窮無盡。但這一切，卻是在「坐對斜陽看浮雲」之中，昇華至另一境界：它既召喚出千百年來，「浮雲遊子意，落日故人情」的同情共感，又以「斜陽」與「浮雲」並置，於天際間交織出美好溫暖的自然圖景。它映照一切人世的聚散離合，悲歡喜怒，也將它們包融進無垠的宇宙時空，歸於永恆。

梅家玲，〈導讀〉（節錄），《史識與詩心：臺靜農績選集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24。